以心传心的中国禅法与祖师西来意

以心传心与祖师西来意

当时达摩祖师在魏地游化时，忘心寂寞之士，莫不归信；取相存见之流，乃生讥谤。这“取相存见之流”所指的即是当时也在魏地传法的光统律师和菩提流支三藏等系，由于见解、取相的差别，两派之间产生了极深茅盾，以至“竟起害心，数加毒药”。前后六次以投毒的办法加害于达摩祖师，前五次因为付法无由，所以自救而免死。直到传法慧可法师以后，第六次投毒达摩祖师认为报缘已尽，坦然受之，端坐而逝，时魏大统二年（536）。达摩祖师寂灭后，全身葬于熊耳山，造塔于定林寺。三年后，奉命出使西域的宋云归来途中，于葱岭遇到达摩祖师，以杖挑鞋，赤足而行。问他到哪里去，回答说“去西天”。宋云回朝后向人说起此事，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，道俗一起去开启达摩祖师棺墓一探究竟，结果发现棺材中只有一只鞋子。这就是佛门中传承千古的达摩祖师“只履西归”故事的由来。

从达摩祖师数遭投毒的际遇中，不难看出历代祖师弘法历程的艰辛，这种宁舍身命，为法忘躯的精神是最值得后人钦佩的。

禅修是针对个人的实践过程，禅的体验是主体内在的一种心灵感受，不同的修禅者往往有不同的自证境界，不可言说的证悟感受往往有不同的表达方式。初学者需要得到师父的教授点拨，证悟者也必须要得到师父的验证印可，因此禅门向来重视师资传授。这与中国传统重宗法传承和儒家重圣道的思想影响不无关系。所以中土早期流传的禅学既不系统，又无师资传承的情况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。东晋高僧僧叡法师在《关中出禅经序》中指出：“禅法者，向道之门，泥洹之津径也。此土先出“修行”、“大小十二门”、“大小安般”，虽是其事，既不根悉，又无受法，学者之戒，盖阙如也。”指出了当时习禅者存在师承不明，迷悟莫辨的流弊。所以当佛陀跋陀罗尊者来华传授达摩多罗禅法时，慧远法师等“闻至欣喜”，原因就在于佛陀跋陀罗尊者的禅法有师承。其所译《达摩多罗禅经》中第一次提到了佛灭度后禅法的传承脉络：

佛灭度后，尊者大迦叶，尊者阿难，尊者末田地，尊者那婆斯，尊者优波崛，尊者婆须蜜，尊者僧伽罗叉，尊者达摩多罗，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罗，诸持法者，以此慧灯，次第传授，我今如其所闻，而说是义。

这里明确说明佛灭度后，禅法由历代尊者递相传授，佛陀跋陀罗尊者所传之禅法能使佛光普照，依此而修行，佛教智慧的灯光便能照破众生心中的愚暗，使之获得解脱。“依次慧灯，次第传授”成为中国禅早期传法的依据。

禅向来重视法统、法脉的传承，这一传统从印度到中国均有承袭。至于后来发展到“传法定祖”的传心，则是禅完全中国化后的说法。四祖道信法师在《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》中说：“我此法要，依《楞伽经》诸佛心要第一”；更依《文殊说般若经》一行三昧的念佛而突出当下的念佛之心，认为“念佛即是念心，求心即是求佛”。到了五祖弘忍法师的东山法门以后，传心之法异彩纷呈。惠能大师高唱“不立文字，以心传心”，其它各系也都主张传佛心印，法如禅师系以“无上乘传乎心地”而“悟入其门，心证其理”；玄赜法师系（神秀门下）主张“禅灯默照，学者皆证佛心”。再后来，达摩祖师的传《楞伽经》被说成是传佛的“心法”，而《楞伽经》只是作为印心之意了。

马祖道一禅师认为：“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，此心即是佛心。达摩大师从南天竺国来，躬至中华，传上乘一心之法，令汝等开悟。又引《楞伽经》文，以印众生心地。

如此一来，禅门的传禅便成了传心，传《楞伽》，则是为了以《楞伽》印证众生心地。从而完全确立了达摩祖师禅法“以心传心”如来正法眼藏的地位，这是中国禅门重师承、重心悟的必然取向。另一方面，随着禅学向禅宗发展，特别是隋唐之际，佛教效仿宗法制度而确立传法世系创立宗派，成为一种趋势。把达摩祖师奉为东土禅宗初祖，为的是彰显各宗嫡传如来正法眼藏的法统地位，这是佛教特别是禅宗完全中国化后所特有的标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