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做文化”与“做宗教”

　　伴随着社会的演进，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些专门做文化的人，比如做杂志、做媒体、做出版、做节目、做主持等等。很有创意的、市民百姓喜闻乐见的、市场效益十分可观的“俗文化”，大多就是这样“做”出来的。一个“火”字，能够表达做文化的大有市场。

　　不过，很容易被忽视的是，现代市场也很有欺骗性。人们往往会以为，一谈市场，什么问题就能够水到渠成，自然解决。以为只要有了市场，什么都可以做出来。文化可以做，教育可以做，学术可以做……。那么，与这种现象紧密联系的，一个新问题就被逼了出来：这就是——宗教也可以做出来吗？文化市场可以做，宗教市场也能做出来吗？

　　很明显的现象是，做宗教可不像做文化那样，容易做好。宗教里面有一个个人精神选择的过程，其间也许还有一个非理性的过程。对于中国人的信仰来说，一个宗教及其信仰的选择，往往是很多复杂元素的整合结果。特别是对喜欢独往独来的中国人的精神习惯而言，做宗教似乎比做文化还难以奏效。

　　国家、文化，甚至天下，都是可以在中国人的习惯之中被予以消费的，但宗教后面那个关怀人的终极，却是不可以被消费的东西。它也许可以被实行象征性的交换，但一定不可能被消费，视为一种消费手段。

　　这种象征交换，可以建构为一种市场结构，但不一定就等同于消费手段。交换之后，还有一种东西、一种习惯的存在。人类学的研究表明，权力、精神、信仰、宗教、组织……之间都有各种形式的交换，等价或不等价的交换。

　　文化消费的形式比较简单。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去意识形态的可能，最多是一个雅俗之争，或者在核心价值观念的层面，还保留着一个先进与落后之别。

　　宗教也具有它的消费形式。然而，“做宗教”，要比做文化的过程复杂。做宗教不能祛魅，甚至是要在这个过程把宗教的消费再予神化。其间的吊诡，很不容易讲清楚。民间信仰和制度宗教的差别，大抵就是这样建构出来的。

　　要把文化做得雅致，主要的努力，就是如何把文化做得好玩、生成刺激、抓住眼球、受人消费、能够效益……。可是，这些努力，放在做宗教的过程之中，好像就不能直接照搬套用。

　　因为，宗教的习惯大不一样。中国人的信仰选择是：和尚不怪，香客不拜。做圣人、道德楷模，这是儒教的要求；做仙成道，是道教；做先知，得灵恩，是基督宗教；做觉悟，生净土，是佛教。这些宗教信仰，怎样才能做得出来呢？不具备这些条件，宗教市场是难以做得出来的。

　　这可能就是宗教与文化间根本的差异。

　　这并非要把宗教作为一种商品来经营。如果一定要把宗教作为商品来经营的话，这就是时下人们常常批评的宗教庸俗化和商品化的倾向了。

　　为此，既不能迷信市场，亦不要误解市场。而那种表达数量、规模、空间大小、信徒多少的市场，不是做文化和做宗教的核心。中国宗教的存在形式，并非神圣与世俗的两分二元结构，而是神圣与世俗关系的彼此镶嵌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，市场结构般的宗教空间如何建构，进而把神圣与世俗的你我关系予以有效的分离和梳理？在这样一种市场结构之中，人们如何实现宗教、信仰的自主表达，以及神圣资源的自由配置。

　　20多年以来，中国人已经有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，是否也会“做”出一个中国特色的文化市场或宗教市场，让中国人可以尽情地消费文化、消费宗教？尚未可知也。我们能做到的是既要善于建构市场，同时还要敢于舍弃市场。